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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西走廊有怎样的历史发展及文化底蕴

发布时间:2019-08-30 16:09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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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中国地图上甘肃省的形状有些特殊。它既像一个长长的楔子,自东向西嵌入广袤的大西北,又像一条张开的臂膀,臂弯连着西安,手掌直抵新疆。它将近一半的地方,都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狭长且直,形如走廊,因地处黄河之西,被称为“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在中国历史上大名鼎鼎。这里曾是佛教东传的要道、丝路西去的咽喉;这里汉时即设四郡,戍兵屯田,是汉朝经略西北的军事重镇,后来又因诸多山脉的天然阻隔,成为中原名士躲避北方战火的栖息场所;这里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名胜古迹灿若星河。

  河西走廊(Hexi Corridor),古称雍州、凉州,简称“河西”,晋朝的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大凉在此建都。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又称雍凉之地,是古凉州、雍州的属地,治所所在地。

  河西走廊东起乌鞘岭,西至玉门关,东西长约1,000公里,主要城市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历史文化名城,以及石油工业的摇篮——玉门市。它自古就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要道。汉唐时的“丝绸之路”经这里通向中亚、西亚,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条黄金通道,不仅是昔日的古战场,也是甘肃著名的粮仓,过乌鞘岭,再过古浪峡到西凉那就是一马平川(地势平坦幅员辽阔的平原),自古以来就是富足之地、兵家必争之地,这就是河西走廊与金城兰州以南地区的本质区别。

  河西走廊都夹在祁连山与合黎山、龙首山等山脉之间,狭长且直,形如走廊,因地处黄河之西,被称为“河西走廊”。

  先秦时期(约7500~4000年前),从凉州的磨嘴子、马家窑文化,皇娘娘台遗址、海藏寺遗址的齐家文化,沙井子、暖泉的沙井文化等证明从那时起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在四千年以前凉州就率先进入了青铜时代,是上古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玉帛之路的重要节点,主要是游牧部落。

  夏商时期(约前2070~前1046),在夏商时期,雍州、凉州地处的犬戎的势力范围,河西走廊为西戎的驻地,西戎首领行使司法权,因为是游牧部落,繁衍生息的场所不固定。

  西周(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后所建立西周,此地为北羌、马羌、西戎占据,此地游牧经济向农业经济的缓慢过渡, 但游牧生活仍占居主要的地位。北羌、马羌、西戎是中国最古老的几个强悍部落,雄踞西北长达几个世纪。西周时中国分为九州,此地属雍、凉二州,旧称“雍凉之地”。

  东周(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定都洛邑,建立东周,此地为雍州属地,春秋以前为西戎占据。雍州,禹贡的“黑水西河惟雍州”,到尔雅的释地:“河西曰雍州”,都有明确的史载。黑水即张掖黑河 ,或谓即党河 ,或谓即大通河 ,诸说不一。是中国古九州之一。

  秦朝初年(前221),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始皇帝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秦帝国。雍州的这部分土地为月氏驻牧地,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此处是月氏人的属地,亦称月支、禺知的属地,隶属于雍州,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武威与敦煌地区,实力强大,为匈奴劲敌。

  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2年),高祖刘邦正式称皇帝,建立西汉,刘邦原想定都洛阳,后迁往长安。由于北方匈奴过于强大,高祖刘邦忍辱负重实施大臣娄敬的和亲策略,休养生息。后来的吕后、惠帝、文帝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先后向匈奴单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遣送很多皇室公主和亲,并奉送大批财物,在其中凉州扮演重要角色。

  西汉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拥有东方最强军事实力的草原枭雄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后又派老上单于杀其王据此地,随即占领河西走廊。 后匈奴休屠王筑盖臧城即姑臧城、休屠城。姑臧二字来源于姑臧山,而姑臧山是西戎、月氏和匈奴部落的生活和游牧场所,其名来自匈奴语,匈奴语已无可考。

  西汉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武帝改雍州曰凉州,以其金行,土地寒凉故也。凉州因此而得名,至此从古雍州改名凉州,成为汉代十三州之一,领河西诸地,故姑臧有“雍凉之都”之美誉。

  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右击匈奴,使整个河西纳入西汉版图。在陇西郡和北地郡基础上,增设河西四郡。前106年武威郡辖姑臧、张掖、武威、休屠、揟次、鸾鸟、媪围、苍松、宣威十县。以姑臧为治所。

  西汉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天下为十三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刺史部。在凉州范围内置凉州刺史部,凉州刺史部政府驻地武威郡,凉州刺史是西汉最重要的几个刺史之一,权力很大,凉州辖武威郡、酒泉郡、金城郡、敦煌郡、陇西郡、汉阳郡、武都郡、安定郡、北地郡、张掖郡、张掖属国、居延属国,司法权由郡守行使。

  出于对匈奴不断骚扰与丝路上强盗横行的状况考虑,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立了汉朝对西域的直接管辖机构——西域都护府。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后,加之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后远东中国倾国力向西拓展的机遇,通过丝路的交流与贸易在印度、东南亚、斯里兰卡、中国、中东、非洲和欧洲之间迅速发展。无数新奇的商品、技术与思想来是源源不断的欧亚非三洲的各个国家。大陆之间的贸易沟通变得规则、有序。罗马人很快就加入到这条商道中,从1世纪起罗马人开始狂热的迷恋着从帕提亚人手中转手取得的中国丝绸——即便当时的罗马人相信丝绸是从树上摘下来的。“赛利斯人们(中国人)以从他们的树林中获取这种毛织品而闻名于世。他们将从树上摘下的丝绸浸泡在水中,再将白色的树叶一一梳落。(丝绸的)生产需要如此多的劳役,而它们又来自于地球的彼方,这令罗马的少女们可以身着半透明的丝衣在大陆街上炫耀。”那时,丝绸成为罗马人狂热追求的对象。古罗马的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上扬至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造成罗马帝国黄金大量外流。这迫使元老院断然制定法令禁止人们穿著丝衣,而理由除了黄金外流以外则是丝织品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我所看到的丝绸衣服,如果它的材质不能遮掩人的躯体,也不能令人显得庄重,这也能叫做衣服,少女们没有注意到她们放浪的举止,以至于成年人们可以透过她身上轻薄的丝衣看到她的身躯,丈夫、亲朋好友们对女性身体的了解深知不多于那些外国人所知道的”史料记载克利奥帕特拉,这位艳后也是一位丝绸爱好者。不仅仅是罗马人对来自东方的神奇玩意儿感兴趣。埃及历史上著名的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也曾经被记载穿着丝绸外衣接见使节,并酷爱丝绸制品。公元前97年,东汉将军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汉朝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后,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到达条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条克),而当时安条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争夺的国土。因而中国与埃及最早的官方沟通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而记载中的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官方沟通似乎不止于此。《后汉书》记载了公元166年罗马使节通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建立了大使馆的纪录。然而,当中国进入东汉时代以后,由于内患的不断增加,自汉哀帝以后的政府放弃了对西域的控制,令西域内部纷争不断,后期车师与匈奴年年不断的战争更令出入塔克拉玛干的商路难以通行,当时的中国政府为防止西域的动乱波及本国,经常关闭玉门关,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丝路东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通半停。7世纪到12世纪二度繁荣,随着中国进入繁荣的唐代,西北河西走廊丝绸之路再度引起了中国统治者的关注。为了重新打通这条商路,中国政府借击破突厥的时机,一举控制西域各国,并设立安西四镇作为中国政府控制西域的机构,新修了唐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并打通了天山北路的丝路分线,将西线打通至中亚。这样一来丝绸之路的东段再度开放,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人们在青海一带发现的波斯银币是目前中国境内最多的,这证明青海也随着丝路的发展起来了与河西走廊的丝路贸易,加上这一时期东罗马帝国、波斯(7世纪中叶后阿拉伯帝国取代了波斯的中亚霸权)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令这条商路再度迎来了繁荣时期。与汉朝时期的丝路不同,唐控制了丝路上的西域和中亚的一些地区,并建立了稳定而有效的统治秩序。西域小国林立的历史基本解除,这样一来丝绸之路显得更为畅通。不仅是阿拉伯的商人,印度也开始成为丝路东段上重要的一分子。往来于丝绸之路的人们也不再仅仅是商人和士兵,为寻求信仰理念和文化交流的人们也逐渐出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量先进的技术通过各种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并接纳相当数量的遣唐使及留学生,让他们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佛教、景教各自迎来了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机会,一时间唐朝人在文化方面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丝路商贸活动的直接结果是大大激发了唐人的消费欲望,因为商贸往来首先带给人们的是物质(包括钱财等)上的富足,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次是不同的商品来源地域带给人们的精神差异的影响。丝路商贸活动可谓奇货可点、令人眼花缭乱,从外奴(贩卖人口)、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几乎应有尽有。而外来工艺、宗教、风俗等的随商进入更是不胜枚举。这一切都成了唐人尤其是唐时高门大户的消费对象与消费时尚。相对而言,唐人的财力物力要比其它一些朝代强得多,因此他们本身就有足够的能力去追求超级消费,而丝路商贸活动的发达无非是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而已。理所当然的就有许许多多的人竭力屯奇居异,有钱人不仅购置奇珍异宝而且还尽可能在家里蓄养宠物、奴伎。帝王皇族带头,豪绅阔户效之,庶民百姓也以把玩异域奇物为能。美国学者谢弗指出:“七世纪(中国)是一个崇尚外来物品的时代,当时追求各种各样的外国奢侈品和奇珍异宝的风气开始从宫廷中传播开来,从而广泛地流行于一般的城市居民阶层之中。”

  经过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开始衰落,西藏吐蕃占据河西、陇右,公元849年,唐重占秦、原、安乐、维、扶、河、渭等州,公元851年,汉人张议潮占据河西、陇右,归附于唐朝。

  唐以后中国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因而相对稳定的南方对外贸易明显增加,带动了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成都和泉州也因此逐渐成为南方经济大城。当中国人开始将他们的指南针和其他先进的科技运用于航海上时,海上丝绸之路迎来了它发展的绝佳机会。北宋南方高度发达的经济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无奈之举):经济最为发达的北宋没有控制以往丝路的河西走廊,这成为日后丝路上青海道繁荣的机遇。到了南宋时期,南宋政府早已无法控制整个西北河西走廊。因而西北丝路(河西走廊)的衰落日益明显,而海上丝路的开辟(无奈之举),逐渐有取代西北丝路的现象(西北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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