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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上人地关系的演变

发布时间:2019-11-28 05:25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人地关系问题,是地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的核心问题和根本问题,也是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人地关系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一定生产方式作用下一定区域空间中生活的人群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繁衍和社会发展必然施加予自然环境诸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而自然环境也必然由此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加之其自身承载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些变化又会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造成可能有益、抑或有害的影响。因而,尊重自然规律,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也就成为人地关系的正确选择。

  毋庸置疑,现代人地关系是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延续和发展,因而要科学地认识和解决今天人地关系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离不开对于历史上人地关系的考察和探讨。不了解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形成演变过程及其机制,也就无从透析和揭示今天人地关系的现状和特点,更不可能预测和把握其未来的发展和变化。河西走廊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发展演变颇具典型意义、颇有代表性,很值得深入探讨。

  河西走廊南与青藏高原毗连,北与蒙古高原接壤,东与黄土高原邻接,西与塔里木盆地交界,成为我国唯一同时衔接起中原腹地、北部草原、天山南北与青藏高原四大亚区域的过渡地带。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其若干特殊的、重要的历史职能。

  河西走廊地处黄河上游的东亚与中亚的接合部,是我国中东部腹地通往西北地区的走廊地带,历史上曾是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干线路段之一;从世界历史上看,又是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河西走廊受发源于祁连山脉三大内陆河系的滋润,沿程发育了连绵的片片绿洲,其自然和交通条件较之其北部的茫茫荒漠和南部的青藏高原无疑要优越得多,因而始终是丝绸之路这条国际交通大动脉最重要的“黄金路段”。

  除丝绸之路东西方向上的主通道外,河西走廊还是连通南北方向上青藏、蒙古两大高原的重要通道。沿黑河、石羊河河谷,向北可通往蒙古高原腹地;沿祁连山脉的一些隘口向南可通往青藏高原腹地。因而河西走廊可谓中国西部西出东进、南来北往的“十字路口”,从而也为多民族的交流交融、共生演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丝绸之路的开拓,使河西成为中国历史上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我国历史上的对外开放、走向世界,至少可以追溯到2100多年前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史称“凿空西域”。由于我国东临浩瀚的大海,当时对外开放的主方向只能选择向西、向欧亚大陆,即沿着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位处丝路“黄金路段”上的河西走廊因此成为我国率先对外开放的地区,成为我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条通道。地处这条通道上的一些城镇也因此发展成为驰名遐迩的丝路重镇乃至国际都会。

  例如,位居河西走廊西端、西域门户的敦煌,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迅速发展成为西出西域古道上无可替代的咽喉枢纽。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正是由于在开拓西域方面的重大意义,敦煌才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具有盛大含义的名字。《汉书·西域传》记,出敦煌玉门关、阳关往西域有南北两道。据《魏略·西戎传》,曹魏时,增至三道。《后汉书·郡国志》引《耆旧志》云:敦煌“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敦煌发展成了华夏民族与西方各民族交往的国际都会。隋唐时,通往西域道路有北、中、南三道,但无论哪一道都“发自敦煌”“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又如地处河西东部的武威(凉州),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称其:“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右诸国,商旅往来,无有停绝。”唐代诗人岑参吟道:“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凉州城内居民多达十万家,汉胡杂居,经济兴盛,不愧为国际性都会,以至汉唐时期发展成我国西北除首都长安之外最大的城市。

  河西由此深得丝绸之路之惠,发展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孔道、桥梁。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融汇聚、西传东渐,河西各地得以长时期地汲取这条道路上荟萃的各种文明成果来滋养自己,促进自身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如佛教和佛教艺术自两汉之际经河西传入我国内地,蜚声中外的莫高窟、榆林窟等佛教石窟群像明珠般地闪烁在丝路古道上,光艳夺目,令世人惊赏。又如,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胡瓜、胡豆、汗血马、琉璃等诸多来自西方的新物产,也都是通过河西传入内地的。而来自中原的丝绸、茶叶、瓷器、漆器以及冶铁技术、水利灌溉技术和四大发明等,也大多是经由河西而西输的。它们的流通大大丰富了东西方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此处言敦煌和新疆地区,实际上亦是包含整个河西地区在内的。敦煌作为世界上几大古老文化体系的汇流之区,犹如一座历史的丰碑,标志着中国人民和西方各国人民源远流长的交往交流史,象征着古丝绸之路昔日的辉煌。在过去两千多年间,敦煌曾为我们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国际文化的交流传播建树不朽的功绩;今天,它又因保存着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遗产而举世瞩目。

  河西走廊位居黄土高原、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几大地理单元相互联系的枢纽地带,这种特殊的区位使其成为历史上生活在这些地域以致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各民族往来、迁徙、互动、交流、交融非常频繁的地区,也是我们观察我国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切入点。农耕民族和诸多游牧民族在这一地区的关联互动、共生共育、共建共荣,不仅对于河西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中国历史的发展都产生过不容忽视的重要影响。

  在河西这个民族活动的历史大舞台上,汉族以及东方来的党项等族,北方蒙古高原来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来的羌、吐谷浑、吐蕃等族,西方来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哈萨克等族,以及从这里西出的乌孙、月氏等族,东去的沙陀等族都曾同台或轮番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远的暂且不论,自汉武帝开拓河西以来的2000多年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少数民族在河西历史舞台上担任主角。多民族的共同开发建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交融发展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赋于河西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民族浑融的斑斓色彩。

  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提出“民族走廊”这一概念,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谷或山麓地带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些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丰厚的历史与文化沉淀,几条大的民族走廊即是一条条古代交通路线。位处丝路主干道上的河西走廊正是我国一条路线最长、历时最久、规模最宏大、文化沉淀最丰厚的民族走廊。河西走廊为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

  河西在历史上是关中、中原的门户和中原王朝势力强盛之时向西发展的重要根据地,或名之曰中原王朝向西伸出的“右臂”。河西可谓我国西部的“命门”所在。汉、魏、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把河西作为整个西北地区的战略支撑点。河西历来就是中原王朝与一些民族政权相互争夺的重要战场,处于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明末清初著名舆地学家顾祖禹云:“昔人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历代中央王朝大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开拓经营,重视对河西“根据地”的建设:修长城,列亭障,筑关塞,屯兵戍守,徙民实边,广置屯田,大兴农牧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对兄弟民族的茶马贸易等。这些举措对于河西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河西走廊对于我国和世界历史的作用和贡献不仅仅体现在“通道”上。如果只是将其看作“通道”的话,就会大大低估和矮化其应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河西走廊更重要的作用和贡献在于,它还是中西文化交流、整合、交融及其创生衍化和发展嬗变的加工场、孵化器和大舞台,是文化创新的高地。

  河西走廊是丝路上的“黄金路段”,西方文化要传入中国内地,大多要首先通过河西走廊进行本土化过程,或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碰撞、交流、整合后再继续东传。同样,中原文化向西传播亦是经过河西发生文化的交流交融。河西走廊在整合文化资源、创新文化智慧方面独具特色和优势。

  佛教文化与西方歌舞艺术的传播就是如此。作为外来宗教,佛教欲在中华大地上传播发展,欲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就必须适应中国原有的文化氛围,适应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与审美意识,运用中国的语言表达方式。这就首先需要进行一番“中国化”的改造与更新。史实表明,河西作为佛教进入我国内地的第一站,率先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创新之地。敦煌、凉州成为了佛经翻译、传播的中心。据《高僧传》卷一记载,被誉为“敦煌菩萨”的月氏高僧竺法护,率领一批弟子率先在敦煌组织了译场,“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竺法护被认为是当时最博学的佛教学者,是佛教东渐时期伟大的佛经翻译家,开创了大乘佛教中国化的新局面,奠定了汉传佛教信仰的基本特色。

  又如,在隋唐时期的九部乐中,天竺乐、康国乐、安国乐等都是经由河西走廊传入中原而盛行于宫廷的。至于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等,也是率先传入河西,并与中国传统乐舞彼此交流、吸收,展现出丰富多彩的崭新形象,而后风靡于内地的。莫高窟、榆林窟壁画中就留下了大量精美的歌舞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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