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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策反与军起义

发布时间:2019-12-03 21:47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社会激荡嬗变的历史时期,各种政治力量集团纵横捭阖、或沉或浮。中国在这场没有和棋的牌局背后破冰潜行,导演着波澜壮阔的“和平之路”,从1945年9月到1950年6月共有军118万多人起义(包括和平改编),促使近50%的国土实现和平解放。这不仅加速了统治集团的分化瓦解,推进了战争进程,而且对于减少生命财产损失,壮大人民力量乃至新中国的建设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尝试从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起义将领的思想动态及中共的策反实践三方面对解放战争时期军起义进行探析,阐述其之所以发生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求有裨于该问题的研究。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反动派的矛盾已经上升为全国的主要矛盾,在政治战线与军事战线上国共两党开始了异常激烈的较量。

  过渡阶段,中共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争取和平但绝不放松警惕。一方面通过重庆谈判和政协协议宣传了中共和平、民主的主张,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中共中央适时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对向解放区进犯的军予以坚决的打击,先后歼灭军54万余人。其中在平绥路、上党、平汉路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不仅打破了蒋介石从陆上进军东北的计划,还有力配合了谈判斗争。这一时期中共策动了高树勋于邯郸、赵云祥于盐城等相当一批原将领高举义旗,起义人数约占解放战争总起义人数的4%(见表2)①。

  从1946年6月26日军包围中原军区的第一线部队向宣化店外围发起进攻,全国全面内战爆发,到1948年7月是军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中共军队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阶段。战争第一年,中共军队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相继粉碎了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并在除陕北、山东外的各战场上进行了战略反攻。战争第二年,中共军队开始全国性的大反攻,三军以“品”字之势逐鹿中原,外线作战和内线反攻同时并存、相互策应,迫使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实现战争形势的根本性转折。这个阶段中共策反的军起义数量相对较少,规模也有限;但是也有一些重大事件,如原高级将领李济深和冯玉祥公开支持国统区的人民,反对内战。蒋介石认为他们是“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机之秋也”②,影响可见一斑。经过两年作战,双方兵力消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战争初期的3.4∶1下降到1.3∶1,中共军队的机动兵力已大大超过军,同时国统区政治、经济陷入危机与中共军队根据地政权日益巩固也形成了深刻对比。

  1948年7月开始中共军队相继进入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三大战役歼敌173个师,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几乎丧失殆尽,而中共军队兵力在数量(双方兵力对比为0.57∶1)和质量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南京处于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反动统治摇摇欲坠。决战期间,中共策反军起义的数量呈明显的上升态势,其中辽沈战役中的曾泽生起义、济南战役中的吴化文起义、淮海战役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起义以及平津战役中的傅作义起义无论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都是有相当大影响的事件。渡江战役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进军,猛追穷寇,到1950年6月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全部解放。战争最后一年双方兵力损失比大幅度增加,达到26.56∶1(战争第一年为3.13∶1),策反的军起义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其数量和规模均大幅度提高(见表1、3),实现了绥远、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的和平解放,成都一战就有5/6的兵团起义,这一年的起义人数更是占到解放战争中全部起义人数的59%(见表2),占歼敌总数近1/3,使策反军起义成为非军事对抗瓦解敌人的主要方式③。

  解放战争发展时期军起义情况的发展态势,有平缓回落也有急剧高涨,但总体上,解放战争发展形势与中共策反工作的效果成正比(见表1、3)。随着解放战争不断向前发展,军队起义总量无论是人数还是建制数④均不断上升,在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阶段尤为明显。其中策反正规军起义的数量亦由战争开始时的低于非正规军起义的数量,到第四年度明显超过非正规军起义的数量,是其的7倍多,此后继续增加。策反的起义将领也不断升级,由最初为数不多的少将、中将提高到战略决战时开始大量少将、中将出现并且有上将一级的将领加入到起义阵营。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中共的大力策动下,原湖南绥靖总部副司令李觉、原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大大小小的许多起义将领,均“意识到即将垮台”⑤,“统治体系陷于土崩瓦解”⑥,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最终丢掉幻想,下定起义决心。但是,由于起义存在发生的不稳定性,所以只要起义还没有真正实现,人民解放军就丝毫不会松懈战斗的努力。另外,策反起义的成功反之又推动着战争的胜利进行,如辽沈战役原计划10个月实际只用了52天,淮海战役原计划3至5个月实际只用了66天,平津战役原计划1949年上半年完成实际只用了64天。解放战争与军起义这种互动作用在三大战役以及渡江战役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战役以兵不血刃的方式结束。可见,策反工作是以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形势为依托,并与之相配合开展的,这种方式体现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间辩证统一的关系。

  内滥用职权、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的现象十分严重。在人事调整上普遍的唯“关系”是举,战时逃跑、战后回来接管,兵败犹荣,这种是非不分、黑白颠倒的风气在内上行下效、习以为常。

  抗日战争结束后,官员以“接收”为名,行“劫收”之实,“三洋开泰”、“五子登科”。更有,将完好的机器砸碎卖废铁以牟利。杜聿明曾直接向蒋介石明述他怀疑郭汝瑰是,理由竟是郭汝瑰清廉得让人难以理解: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自己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上补丁的!连自己都要以是否到处捞银子来判断党派之分,腐败程度由此可见。内战时,每当即将败走麦城,便会蓄意损毁当地的车站、码头、水电厂等重要设施及档案卷宗,珠江大桥未能幸免、小丰满电站险遭破坏。此外,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支持,不惜拿主权当礼包,以致美国的势力渗入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凡此种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做法,造成了与人民群众的离心离德,也使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将领对自己的事业和信仰“产生了怀疑”甚至“失去了信心”⑦,这是构成他们萌生改弦更张念头的一个原因。

  内派系林立,宗派主义作风由来已久,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大大小小的反蒋派系,他们在长期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积怨或深或浅。蒋介石在1949年初下野时曾说:“我现在不是被打倒的,是被打倒的”⑧。内的派系斗争可见一斑。新华社在1946年8月19日评蒋介石五大军事弱点时,就将“中央军和杂牌军的矛盾”、“首领意图和下级情绪的矛盾”列入其中。在蒋介石“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乱”的利用消耗方针下,这些反蒋派系在追随蒋介石进行内战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为保存实力而各自心怀异志。

  蒋介石用人三大原则:一黄埔门生,二浙江籍同乡,三亲信嫡系。在此之列的有别,不在此之列的更是有天壤之别。解放战争中,蒋介石袒护嫡系、任人唯亲的做法变本加厉:嫡系将领骄横跋扈,即便位低也是权重,嫡系部队装备精良、常常无功受赏;相反,非嫡系将领则处处受制于人、有职无权,他们的部队多被分割、缩编,有时连最基本的军需物资都得不到解决,却打仗在前、有功无赏,部队不仅受到特务监视,还要受其侮辱。傅作义、肖秉钧等很多起义将领在回忆起这种“排异己、灭杂牌”的政策时,无不义愤填膺,倍感绝望:“追溯过去为反动派作帮凶,搞得国事日非、民不聊生,到头来仍被他们猜忌歧视”⑨,“内心痛苦,不问可知”⑩。

  此外,将领之间,无论是嫡系还是非嫡系,经常为了权与利而明争暗斗,部队之间协作很差。战斗中只顾自己,见死不救的现象时有发生,由分配不公或其他矛盾引发的冲突迭起,以自己的战略位置定夺别人兵力部署的个人本位主义屡见不鲜。蒋介石更是经常凭空下命令,以致部下在实际行动中无法完成任务。但凡失利,蒋介石从不反观自身,部属轻则通令训斥、重则撤职查办。在巨大的矛盾和压力下,将领们的“心情虽极端愤懑,但仍尽量压抑,勉强支撑”(11)。而中共的策反工作就善于“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12)利用之、强化之,并形成与之相反的无形引力,以影响将领们的抉择。

  “决定战争失败的精神因素”是“过分发展的自我保存的‘本能’。”(13)蒋介石寄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即可反攻复国,他不断地提醒一线将领们:牺牲小我以完成大我,安慰先总统在天之灵。不过事与愿违的是,在蒋介石的“美好”愿景与“光荣”感召下,将领们处心积虑的却是如何“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14),以及为“留条后路”而“保存实力”(15)。前者以嫡系为主,后者以非嫡系居多。非嫡系将领或是为了在内继续生存,或是为日后有可与对话的资本而不甘愿拼死打硬仗,他们也没有执行“能搬就搬,不能搬就毁”的命令,这在客观上减少了国家资财的损失。

  华东、华中相继失守后,信誓旦旦“西南大决战”的蒋介石、顾祝同等高官还未等开战就逃往台湾,把部队甩给胡宗南。只是胡宗南也忙着撤退,还在胸有成竹地给属下布置完作战计划后望风而逃了。上级“这样的自食其言,竟不告而别的跑了,”下级更是“不愿帮他做替死鬼”(16),只图各自性命了。显然,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当“不再走错路”成为“不能同归于尽”(17)的唯一方式时,起义就显得尤为合情合理。因此,“走向新生”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说是肉体的生命得以保全,然后才是政治生命的重新转化。

  也正是因为有贪生怕死的将领,才有中共“立功赎过,既往不咎”政策的出台,给那些想弃暗投明却又怕清算其罪恶历史的将领以极大鼓舞。

  很多起义将领都经历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如滇系军阀龙云、卢汉。20世纪初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在龙云、卢汉的脑海里有着深厚的根基,他们参加过同志军的反清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龙云将滇军主力编成第六十军,卢汉任军长,率4万三迤子弟北上对日作战,期间在鲁南会战中血战台儿庄,粉碎日军直下徐州的计划,堪称抗日典范。这种爱国心和革命精神成为1946年潘朔端海城起义、1948年六十军长春起义以至后期卢汉领导云南起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又如原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他参加过护国战争、讨伐张勋复辟、五四运动、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战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高树勋出于民族义愤拒绝内战而毅然离开部队。后与原西北将领吉鸿昌取得联系,帮助冯玉祥筹建抗日武装。他们发表联名通电,声援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严厉谴责当局的倒行逆施。同盟军成立后,高树勋重新开始了领兵作战,在抗日问题上始终坚持民族大义,曾将变节投敌的上司石友三就地正法。这些经历成为高树勋日后主动与建立联系,战场起义的重要阶梯。再如率部在南京江面起义的原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他出生于海军世家,自幼深受家族祖辈林则徐严禁鸦片、抵御外敌的爱国事迹和为官清正的品德的教育熏陶。林遵参加过北伐革命,抱着海军救国之志赴英学习,并且在抗战爆发后坚决要求回国,积极投身于抗击日寇的战斗中。有此类似经历的还有黄樵松、邓宝珊、张轸、程潜、董其武、陶峙岳等一批起义将领,他们的进步思想与革命精神是促使他们产生进步与革命行动的重要基础。

  但是,由于惯性思维,也有一些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等同于对国家人民的信仰,把高举义旗等同于犯上作乱、离经叛道,他们很难跳出这种君臣、师生的特殊而微妙关系的桎梏,胡宗南“非不为也,实不能也”(18)的无奈,可谓是将领对待起义一事态度的典型诠释。因此,将领们要下定“背叛领袖”的决心大都需要一个激烈、艰难的思想斗争过程。因此,上述情况成为导致将领可能率部起义的内部因素,但由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除少数完全主动自觉起义的将领(如邯郸起义的高树勋、贾汪起义的何基沣)外,其余绝大多数将领则需要大量的外部刺激和诱导才能起义,而中共根据将领们的思想动态不失时机地开展策反工作就成为起义发生的关键性推动力量。这种心理攻略有着巨大的瓦解作用,连蒋介石都认为是使固有的“精神”“斫丧”、“德性”“毁灭”,为“战争之所以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原因”(19)。

  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曾指出:“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利益对立”,“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20)。中共承前启后,将列宁的这种思想中国化为对军的策反,并且使这一理论几乎发展到有史以来的巅峰状态。中共对军的策反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的重要内容,是削弱敌方力量与增强我方力量的完美结合,它充分发挥了中共军队作为战斗队和工作队的双重作用。以非战斗的方式进行对敌斗争是中共军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实现。中共中央于战争伊始就提出:“坚持自己和平民主立场,向军有系统,猛烈的开展政治攻势”,“号召他们反内战的起义”(21)。并且指出:“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22)。中国人在公开和隐秘两条战线上与进行了紧张而残酷的博弈,成功地践行了党中央的策反政策,这一斗争情况大致包括以下4个环节:

  坚持党的领导是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策反工作作为对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行。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及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就独立领导过顺沪起义、渭华起义、平江起义等一系列起义,这些尝试或成或败都为以后的对敌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解放战争时期,也是中共的对敌工作全面、深入开展并且取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时期。1945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中央在军委之内专设国军工作部,王世英为部长,各中央局和分局下设国军工作部,专门进行军队的工作。1948年1月,又将“国军工作部”改为“敌军工作部”,撤销地方党委设立的国军工作部门,只在军队政治机关设“敌工部”,统一瓦解敌军工作。整个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防御阶段还是进攻、决战、追击阶段,从中央到各军区政治部在对敌方针和指示中都多次提到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分化与争取军以及组织起义等方面的内容。即使在停战状态下,中共中央仍然提醒全党全军和各界人民,不要将这一工作松懈下来。随着局势日渐明朗,到1949年1月4日公开发表了可与政府及其任何地方政府或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的8条基础,号召军通过非战争的方式加入到人民革命阵营。尔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将解决军队的方式概括为“天津、北平、绥远三种”(23),其中后两种方式即通过策反工作瓦解敌军的方式。这样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军的策反工作得以有组织、有系统开展,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瓦解敌军的奇迹。

  2.策反工作的执行者来源于中共久经考验、最得力的干部,党中央领导,教育争取后的俘虏、投诚人员,起义人员及其他进步人士5种力量。

  在党中央的部署下,选调了一批与势力有各种亲疏关系并且适宜从事策反工作的干部,经过适当训练后打入到政府、军队等部门中,广交朋友、组织力量、俟机起义。、周恩来等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通过传话、递信等方式与将领进行交流,往往对将领消除疑虑,下定起义决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共在处理俘虏的官兵时,十分注意对他们的改造和争取工作,指出:要选择其中不顽固的“一部分散放回其原部队,以便扩大我军影响”(24),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大胆使用俘虏瓦解敌军的策略。如人民解放军鲁南军区通过被俘的吴化文部第六军军长于怀安派原该部参谋主任靳文元直接做吴化文的工作。再者,利用起义过来的人员尤其是高级将领现身说法,进行对敌策反,其说服力也是不可小视的。如二野情报部派原傅作义部副师长陈济生对重庆第十五兵团司令兼一○八军军长罗广文、一一○军参谋长贾应华进行策反,请张治中电促新疆的陶峙岳、包尔汉起义等。此外,还有一部分有进步思想的人士积极帮助中共的和谈努力,如一野十九兵团联络部部长甄华请以兰州上层知名人士郭南蒲为首组成的代表团,赴银川劝说马氏父子走和平之路。同时,一野一兵团司令王震也请回族上层马丕烈、马良,汉族士绅徐季直、祁子原组成代表团,对马步芳进行劝说。

  3.策反对象的选择有一个从兵到官兵并重、从非嫡系向嫡系非嫡系兼而有之的转变过程。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军中组织的兵变多以失败而告终,周恩来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指出:“我们过去在敌军工作中”,“一直重视在士兵中开展工作,而轻视做军官的工作”,“今后绝不能这样搞了”(25)。周恩来特别强调做好将领尤其是高级将领的工作对于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的秘密党员存在下来、开展党的秘密工作的重要性。另外,兵随将转,做好统帅的工作就能产生滚雪团效应,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同时还要促进军队内部的团结,这些也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策反工作的一项重要准则。而周恩来当时所说的“敌军”指的是非嫡系军队。解放战争时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策反对象由战争初期的以非嫡系军队为重点到后期嫡系非嫡系兼而有之,实现对的全面策反。

  (1)知己知彼,在充分掌握军的各种实际情况后对症下药。策反工作大都经过了一个长期的酝酿和磨合的过程,期间各对敌工作部门不断地在军队、俘虏以及人民群众中进行调查研究,充分掌握军队的政治情况、思想动态,通过各种渠道对将领的人生经历、性格情绪、社会关系、地位处境等方面尽可能做到了如指掌,从而能“从敌人最基本的弱点上来痛击敌人”(26),有针对性地进行策反。如对傅作义进行策反期间,中共更是每天都能了解到傅的神态、言谈以及情绪变化,以便随时改变对策。

  (2)利用一切社会、亲属等人脉资源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的策反工作。敌工干部对很多将领的策反都是通过多层关系的周转才得以实现的。如对吴化文的策反利用了敌工干部李昌言的姨表姐林世英是吴的第三个妻子、李昌言的胞兄李正言在吴部任上尉军需官以及吴的老师刘子衡、吴的旧友王道的关系;对傅作义的策反利用了大女儿傅冬菊,傅作义的亲信前绥远主席刘厚同、华北学院教授杜任之以及傅的高级幕僚李腾九的关系等等。这种内线攻心对于将领转变到起义的道路上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多管齐下,各策反部门相对独立或者相互配合。由于策反工作本身的机密特性,所以就算对同一支部队进行工作,也可能形成彼此互不交叉的平行工作模式。如镇江起义的海军第三机动艇队,从1947年夏到1949年春,就有苏北军区第一分区公安局长江直属工作站、苏南行政公署和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3个系统,都分别进行策动起义工作。各系统都是单线联系,直至起义之前,也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起义组织。而“两航”起义则得到了中共香港秘密组织、驻香港情报机构以及工会组织的共同配合。

  (4)以点带面,对起义军队和反正的原官兵加以宣传,发挥其示范效应。如对高树勋(27)和王克勤(28)的宣传。中央于1945年11月12日发出了《关于扩大邯郸起义宣传的指示》,解放日报于1946年12月11日发表《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的社论,号召官兵怠战、罢战或起义。这样通过树立将领或士兵的典型,把民主和平的精神具体化,使其具有更加普遍、生动的号召力,达到动摇、瓦解军心,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目的。

  (5)利用矛盾、激化矛盾、制造矛盾、解决矛盾。对彼方矛盾的利用是转换双方力量对比的有效方式,策反工作在此基础上不仅要激化矛盾,甚至还要在敌方阵营中制造矛盾并且主动解决矛盾,这种“无事生非”和“雪中送炭”的策略对于化敌为友、促成军起义起到了助推作用。原第十二兵团第八十五军第二十三师师长黄子华就回忆道:“当部队缺粮时,解放军竟将煮得热腾腾的米粥送到我前沿阵地,士兵吃后,有人将碗钵摔破,解放军却只笑一笑便走开了。这怎能不使人感动?”(29)

  (6)注重起义时机选取的策略性,发挥起义作用的最大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30),对于时机选择要特别注意,既要使我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又要使起义超越简单的人数上的作用,起到小则影响局部战役大则震撼当局的重大意义,而平时要荫蔽埋伏,不失时机地向我方提供秘密情报。如中共地下党员、原第三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张克侠在营垒中潜伏近20年,于淮海战役发起之际,率部2.3万余人战场起义,策应了淮海战役,为顺利完成中间突破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誉为“淮海战役第一胜利”。又如中共特别党员、原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利用合法身份为中共提供了大量军事情报和绝密文件,三大战役后又设法担任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兼第七十二军军长,成功率部1.5万余官兵于宜宾起义,为川南地区40多个县城的迅速解放创造了条件。此外,“御林军”警卫师在师长王晏清率领下于南京近郊起义,“太子军”预备干部训练团第一总队在国防部陆军预备干部局少将局长贾亦斌的率领下于嘉兴起义,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领导的北平起义,海军中两大王牌“重庆号”和“灵甫号”起义等不少军在中共策反政策的影响下举旗倒戈,在朝野上下引起了不小的震撼,使中共军队取得了政治、军事上的双赢。但客观而言,由于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是任何个人活动所无法抗衡的,因此,策反起义对解放战争的作用只是加速,而不是决定性的。

  (7)宣传方式多样化。对敌工作部采取放“思乡曲”,火线喊话,媒体报道、评论,张贴简明而有煽动性的标语,用射弓箭、发炮弹或者放风筝等方法向敌军散发传单,以各种名义给军将领写信,组织联欢,送礼物等方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宣传中共民主和平的主张和优待俘虏的政策,标明时局利害,打破军队中的欺骗宣传,动员军高举义旗,将功赎罪。

  (8)建立立功制度,提高起义者和策反工作者的积极性。在1947年的《双十宣言》中,提出了区分对待人员的方针,即“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中共“对于起义加入本军的蒋军部队和公开或秘密为本军工作的人们”,“给予奖励”(31)。1948年8月5日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又发布了《政治攻势立功条例》,对于在策反工作中有成绩者均可记一至四等功。虽然起义者和策反工作者的行动初衷与立功毫无干系,但是立功制度的建立使策反政策的实施体系更加正规和完备,极大地减免了军对起义的思想顾虑,对起义产生了一定的拉动作用。

  中共进行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图既是解放战争不断走向胜利的决定性前提,也是策反政策得以成功实施的逻辑起点。而策反工作以战争形势为依托,且与军事打击并行不悖,二者里应外合、相得益彰,共同促使将领举棋不定的思想最终外化为率军起义的具体行动;军起义反之又加速战争进程,并且推进策反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样就形成了战争形势、中共的策反工作及军起义三者间的良性循环。

  起义的行为发生是众多合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力量中既有动力也有阻力,当动力的总值大于阻力总值时,起义就水到渠成了;反之,则起义计划流产甚至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在所有的条件都相同时,由于量化的比重差异也可能产生多种不同的结局。就动力而言,总的说来,全国解放的大趋势应该是最重要的外动力,政治前途这一根植于起义将领内心的价值考量则是促成起义的最根本性内动力,它的附加值便是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当然,少数政治觉悟程度较高的起义将领(如刘善本)除外。

  不言而喻,起义的决心下起来还是相当有难度的,不仅因为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重大的人生拐点,更是因为事情本身充满变数,没有人能笃定打开这只潘多拉盒子之后的凶吉,正如傅作义在起义之前决然地说:“我是准备冒着三个死来做这件事的:第一,几年来,我不断对部属讲‘戳乱、剿共’的线度的转弯,他们的思想若不通,定会打死我;其次,这件事如果做得不好,泄露出去,蒋介石会以叛变罪处死我;再者,也可以按战犯罪处决我。”(32)吴化文在起义通电中更是不忘以赞许的方式提醒中共信守诚诺:“解放区上下此种相见以诚与人为善之胸怀,实足令人感动。以化文过去之罪孽深重,错误重重,犹能获得如此待遇,更足以证明中共与人民解放军言行一致及宽大政策之真诚;而蒋贼种种威胁之词,适足暴露其荒谬拙劣与无耻欺骗之卑劣心理。”(33)但是当南京政权陷于全民的包围中败相毕露、无力回天,当的局部胜利乃至全国解放的大趋势难以逆转时,将领们必须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暗自思忖对策,起义就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话题。在起义通电中,公开的起义原因是对祸国殃民政策的不满以及对民主和平这一群情大义的认可,并且所有的电文在这点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事实上,由于无法突破阶级局限性的瓶颈,很多起义将领对革命本身并不能真正的理解和认识,也没有因中共的规劝而真正幡然悔悟,有的竟把取得胜利等同于从前的改朝换代,他们的政治取向在根本上取决于权利的诉求和利益的分配,这也是长期军阀、派系斗争所形成的定式思维。在起义前的谈判协定中,起义后的政治地位及其私人财产问题几乎成为所有将领关注的要点。湖南起义前陈明仁更是以能否保住其省主席和兵团司令的位子作为其是否起义的筹码。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也曾坦白地说:“我的反蒋,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34)。但由于本身所特有的敏感性,仕途问题只能处于鲜有触及的灰色地带,为大多数起义将领所避讳,也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我们特别深入的探究。

  从结果上来看,原起义将领在新中国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很多领域和部门都有任职,也可谓各得其所。在中共军队的开国将帅中,就有3位上将(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2位中将(孔从洲、曾泽生)和5位少将(邓兆祥、刘善本、张全珍、林遵、巍镇)是原的起义将领(35)。而那些跟随蒋介石的高官的命运就各有千秋,但总体上并不尽如人意。这种比照可以大致从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的头等战犯的最后结局中参见一二。这些人对中共来说都是涂炭生灵,罪大恶极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都是在内位高权重的高级将领,为蒋介石立下过汗马功劳的。43名战犯中除6人(36)弃暗投明外,其余近20人的人生均以惨淡收场。他们随到台湾后或者不受重用,或者逐渐失宠,有的即便被授予高官,也是有名无实,终究难逃凄凉的宿命。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离开大陆前也有一份暗杀黑名单,在这份名单中有4人(李宗仁、白崇禧、傅作义、卫立煌)也曾在中共通缉令之中。他们既是“国人曰可杀者”,又是蒋介石的政敌,是为蒋所不容的人,但是由于选择的不同,先后走大陆路线的傅、李、卫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礼遇,他们也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争取海峡两岸统一而尽心尽力,而走台湾路线的白崇禧却只能像趴在玻璃窗上的苍蝇,有光明没前途。这样看来,不管出于主动选择还是被动接受,起义的将领的确通过投向人民阵营的方式延续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并起到了革命的意义,也赢得了人民的尊重。而中共善于把握解放战争形势,善于利用将领的心理动态,则是策反军起义成功的关键之所在,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共总揽全局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掌握国家政权,这些起义将领也随之顺势而为,由“暂时的利用”变为“长期依靠”。正如在会见傅作义时形象地说:“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37),诚哉斯言。

  ①本文数据来源于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五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军起义投诚》,解放军出版社1994-1996年版。

  ②蒋介石:《本月反省录》(1947年11月30日),转引自长舜等编:《百万军起义投诚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3页。

  ③解放战争最后一年起义、投诚、俘虏及毙伤人数占歼敌总数比分别为:29.1%、16.4%、54.5%。

  ⑤⑦(11)(14)(15)(29)(32)蔡惠霖、孙维吼编:《光荣的抉择——原军起义将领回忆录》(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33、465、30、82、468、154页。

  ⑥⑨⑩(16)(17)(34)蔡惠霖、孙维吼编:《光荣的抉择——原军起义将领回忆录》(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1、434、402、411、131页。

  (19)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7年12月),转引自[日]古屋奎二执笔,木吉雨等编译:《蒋介石秘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页。

  (21)(24)(2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1、353、426页。

  (2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4页。

  (23)(31)《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4、1238页。

  (25)蔡惠霖等主编:《百万军起义投诚纪实:续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79页。

  (27)高树勋是原第十一战区副司令兼新八军军长,他于1945年10月30日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3万余人在邯郸起义,这一事件对于我军取得平汉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28)王克勤原是一名士兵,在平汉战役中被解放参加人民解放军,他屡立战功,被评为一级杀敌英雄。1946年入,1947年鲁西南战役中不幸牺牲。

  (33)《吴化文等起义通电》,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军起义投诚——鲁豫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35)受中共派遣打入中的地下工作者和解放战争前就被策反但继续在内工作的将领除外。

  (36)除傅作义、程潜和平起义外,李宗仁于1965年、翁文灏1951年、卫立煌于1955年回归祖国,杜聿明1949年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人民政府宣布将他特赦。

  (37)《北平军和平改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军起义投诚——冀晋察绥平津地区》,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167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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